神华两大煤矿旺季停减产 减少净利润30亿
我相信只要实行了宪政，实行了宪政民主，中国就能和平地进入民主发展的新阶段，就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之一，行政强制设定的理论准备。利害关系人制度将行政行为的影响划分成了若干不同的层次，将行政行为影响的社会公众作了层次上的区分，使不同的社会公众在行政行为面前有不同程度的诉求，其对行政法治民主化和科学化是很有意义的。
以我国而论，近年来人们对行政系统的执法有非常多的诟病，例如对钓鱼执法的诟病，对粗暴执法的诟病，对滥用职权的诟病，对行政误导的诟病，等等。因为目前的行政强制法对该问题只有半个条文的规定，而他作为一个行为过程这半个条文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然而，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尽管在1996年制定了行政处罚法，在2003年制定了行政许可法，但就总体而论，我国行政系统所享有的强制权力还是比较广泛的。但在笔者看来，行政强制说明理由的制度构型直接关系到行政强制的实施问题，大体上讲行政强制说明理由从制度范畴上讲应当有三个大的原则。
(十)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在这个关系中所强调的是某一行政强制的设定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应当强调的是这个依据只能够限制在基本法和宪法之中，也就是说宪法和法律之外的依据不能被视为行政强制设定的依据。随后，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著名改革思想家周瑞金先生在《南方都市报》和《炎黄春秋》发表整版书评，法治三老之一郭道晖先生在《社会科学报》发表重要书评，著名思想家萧功秦先生、经济学家何炼成先生在《炎黄春秋》也发表文章，一致推介我的专著和宪政社会主义理论。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叫社会主义宪政？我认为若叫社会主义宪政，那就实际上是说宪政是姓社的。在2009-2010年的时候，我的专著《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的出版审查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最后经过民政部一位学者型官员詹成付司长的审稿与积极推荐，才被批准出版。也不是卡扎菲号称的大众社会主义，那是独裁社会主义。江平教授看到以后，就在大会发言当中说看到了这篇文章，宪政社会主义这个词好，参会的100多名学者没有人反对。
他的理想是实现宪法、法律至上，即实现通常所说的宪政，尽管他也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他的民权主义也是一种宪政民主思想。
宪政社会主义是效率与公正的结合 胡星斗：今天请来的人都是很有特色的，郭道晖教授我认为是国内研究宪政最权威的，王占阳教授是研究社会主义最权威的，华炳啸所长是研究宪政社会主义最权威的。 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有利于把改革引向深入 高锋：我曾经在北欧学习并工作多年，自1980年开始对瑞典模式和北欧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到目前共写了60多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刊物和报纸上客观介绍北欧情况。我们为倡导宪政社会主义提供了第一个学术平台。他希望中国在21世纪中叶能够建成包括高层直选在内的普选制。
这就难免官官相护的弊病，难以更有效地依靠民众克服权力腐败，这是旧宪政主义的缺陷。王占阳：2006年，胡星斗教授向全国社会主义论坛会务组提交了一篇谈宪政社会主义的论文。当时这叫新民主主义宪政。1949年以后，中国官方不再使用宪政这个词，但在中共高层还是有一位宪政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个人谁都知道，但都不知道他是宪政社会主义者，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我为《宪政社会主义论丛》的出版策划了一个全国性的高端研讨会，主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法治国家建设，主要研讨人大制度、宪政建设与公民社会这三大主题，主办单位是陕西省人大和中央编译局，协办单位有中央党校、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济南大学等单位的一些研究机构，这些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都是我一个个联系和争取的，他们给了我大力的支持。在全国社会主义论坛提出宪政社会主义的新理念之后，刚才郭老和炳啸都已经说了，炳啸出版了专著和《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开了首届宪政社会主义论坛，影响也就迅速扩大。
最根本的是，民主化进程必须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现代化走到哪一步，民主化也走到哪一步，既不能严重冒进，也不能严重滞后。第三，在当今世界上，搞宪政的国家虽然很多，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但搞宪政又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却不多。
南欧债务危机透露了拉丁文化中的惰性方面。在中国民间，宪政思潮和社会主义宪政思想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逐渐出现了。华所长年龄虽然比我们小，但是对宪政社会主义这方面做了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学理上的阐述。我们和机械唯物论的经济决定论有所区别。 习近平和李克强是否值得期待？ Andreas：你们是不是对习近平和李克强支持宪政社会主义学术观点更有信心？ 华炳啸：我个人认为，相对而言，习近平可能是一位很有希望在中国开始着手实践我们宪社学派学术理念的领导人，从而引领中国沿着宪政法治的轨道建设人民民主、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有人称之为终极模式，可能仅仅只是在特定时期的改革目标的意义上讲的，如果新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它就是终极版的，如果其终极目标是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就是过渡版的，也就是说，经过10年、20年暂时保留社会主义标签的过渡时期，很快过渡到了另一种制度形态，过渡到了全盘西方化的所谓的资本主义制度，譬如美国式的制度模式或台湾式的制度模式等
所以他的这种体制内的做法或者是把宪政社会主义看作是政府的目标，这样的做法更容易获得官方的认可，可能是更加有效的。更不像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那是法西斯主义。
大体上说来，宪政社会主义学术思想开始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第一，华炳啸创办的《宪政社会主义论丛》于2011年6月正式创刊出版，中国著名资深学者江平、高放教授联袂担任编委会主任，他们提出没有宪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命题，引起学界热切关注和响应。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的老宪法学家许崇德和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等教授也即时重发他们过去力主宪政的文章。
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用这个词。美国金融危机透露了这个移民社会中某些人的贪婪。
邓小平通过出国访问了解到，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乌托邦。在我们宪政社会主义这一学术共同体里面，存在着一种主流的学术力量，他们认为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流并不仅仅来自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和主张宪政的，所以更注重立足社会主义学术资源本身去开掘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进路，当然它必须破除思想禁锢，大胆借鉴自由主义，因为迄今为止自由主义对于宪政的实践与理论贡献最大最多，汲取自由主义宪政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一切宪政思想的合理因素去发展当代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必然选择。北欧国家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那不就是宪政社会主义吗？当然这种结合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而且苏联经济也不能说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但在主观上当时的民主党派确实是主张社会主义与宪政民主相结合的。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宪政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在讲社会主义问题时也没有使用宪政这个词，但他们的思想无疑是宪政社会主义思想。声称中国越民主化就越会导致权威崩溃，造成国家四分五裂。
这就是关于新改革的过渡版和终极版两者之间的差异，但两者都主张转型，从斯大林式的集权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到新的宪政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次根本的制度变革与制度转型，这种制度转型绝不是换汤不换药，绝不是新瓶子装旧酒，而理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否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不能真正在广大公民的心中确立起来，那么持续演变的步伐谁都挡不住。我所支持赞成的宪政社会主义是以宪政来规限社会主义。
我们既承认符合宪政要求的秩序，又要改革完善现行宪法。国内第一个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提出宪政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应该是安徽财经大学的赵守飞。
中国大陆内部第一次公开宣布我们是宪政派的是郭老。所以我大体上支持他采取这种务实而包容的策略。 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有利于把改革引向深入 高锋：我曾经在北欧学习并工作多年，自1980年开始对瑞典模式和北欧问题进行独立的研究，到目前共写了60多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刊物和报纸上客观介绍北欧情况。实际上，在宪政的规制下，中国进行竞争性选举也没有什么危险，只要在宪法基础上制定一些具体条文，设立一定的门槛，就不会出现一个政党众多，国会和政府无法正常工作的局面。
首先，宪政的理论可以追寻到马克思、孙中山，甚至延安时期的中共，社会主义必须以宪政为基础，大家都有这个主张。现在有些人害怕群众起来，哪有共产党害怕民众的？北欧国家工会非常强大，社会非常稳定，福利非常全面，收入差别非常小。
但是你把每一件事情都说成是经济决定的，那就会陷入悖谬。通过改革路线图可以知道，我们所主张的宪政民主，需要一步一步走，不能预期在习近平、李克强这一届就能够实现宪政民主，如果能开一个好头，在关键领域有所突破，我觉得就不错了。
二是我在宪政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我仔细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也写了文章，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宪政社会主义者。
